我看《怒祭戰友魂》與《生命》

　　看完這兩部片，我以為兩位導演對於紀錄片的態度是有不同看法的，但從網路上搜尋的資訊得知，其實吳乙峰相當推崇原一男。這讓我感到很吃驚，因為在兩支片裡導演介入的程度或表達形式就相差很多，《怒》片中有許多突如其來的衝突場面甚至暴力行為，導演或工作人員時常到了最後才出面阻止；而《生命》中導演甚至有訓斥受訪者的片段，但最明顯的便是吳乙峰加入自己的旁白，依照個人經驗與921罹難者家屬的遭遇做反覆辯證。恐怕我看的紀錄片真的是太少了，但很少有看到導演聲音直接出現的紀錄片，多半只在鏡頭外紀錄、引導、重組，影片開始沒多久，導演便開始唸一封給友人的信，著實讓我覺得很新鮮，但漸漸的就覺得或許還是講得太直截了當。誠如老師上課所言，觀眾才剛要從影像獲得情感的資訊，馬上又被畫外音打斷，跟朋友的對話也講得很明白，一昧的將自己的心情，不論是對於生命的、對紀錄片的迷惘困惑都丟出來，不給觀者額外的思辯空間。與其實早已去世的朋友的信件內容所看，又有許多杜撰出來，好像要誤導觀眾王家勳還活著的瑣碎生活訊息，有的人恐怕看了會質疑作者的用意。但這樣與自我對話的形式，有時甚至還會反過來罵自己，看完還是能夠使觀眾能多加思考的。

　　我個人滿喜歡《怒祭戰友魂》這部紀錄片，片名翻譯得宜，但原名中＂神軍＂指的便是主人翁奧崎謙三對天皇軍隊的不齒，自己是要貫徹上天的旨意於是自封神軍。對於奧崎能夠如此堅守信念，因而做出許多震驚社會的大事件，我感到十分有趣，覺得還那麼有點＂搖滾＂。從網路的資訊會發現，當初這個企劃是要由知名導演今村昌平執行，後來卻是原一男擔任攝影兼導演，奧崎謙三對於最後這樣的安排好像不甚滿意。另一方面，原一男似乎也對奧崎的諸多行徑心生厭惡，這樣並不友好的合作關係更令我對此片好奇，或許也因此工作團隊不管看到奧崎怎樣的行動，也多半不會出面阻止。是為了要紀錄尋找真實的過程呢？抑或是要將奧崎的脫序行為紀錄下來，給觀眾看看這樣為了貫徹更崇高之道而去做的小惡，是否妥當呢？

　　事實上我看《生命》是很不專心的，恐怕也是拖了好幾天、看得斷斷續續的緣故。但經過老師的講解，我想可能是因為此片沒有一個清楚的敘事走向，對於每個訪談者的感情處理缺乏有條理的整合，已至於我在觀看時很難融入其中。影片中出現許多火車進隧道的畫面，恰如導演說的，生命總要找到某種出口，即使會經過某段的黑暗，最後仍將重見光明。但我認為這也能與張國揚、吳玉梅夫婦挖地基的場面做解讀，導演這樣追蹤拍攝其實是一種對靈魂的挖掘。導演在貨櫃屋裡不斷詢問兩姊妹現在的情形、對往後又有什麼打算、如果挖不到遺體的話怎麼辦、為什麼不繼續工作......等等的問題。或者對於羅佩如，在全片中情緒最為低落的人，持續的關注、不斷的向下挖掘。對於導演，這樣的深入心靈層面，同樣也反映在自己身上，從而去思索所謂生命的意義。不論是導演面臨年邁重病的父親，或是痛失家人的罹難者家屬，甚至是一般失去摯愛的人們，剛遇到這種狀況，起初自然是不願接受事實，而後每個人會有自己的療傷方式，可能會像潘順義、張美琴夫婦讓自己處於忙碌，這樣就不用多去回想。而本片對受訪者這樣的挖掘，能讓他們以及導演都去正視內心的波動，造成的效果不盡相同。對於一度輕生的羅佩如，導演的訓斥或許讓他覺醒，但也可能就是因為一開始有了紀錄團隊的緊迫釘人，才讓羅繼續深陷在那個泥淖，這是我個人的猜想，畢竟前面也提到每個人都有自己走出來的方式，有攝影機對著你，要你講自己的內心話，可能被迫講出來可以成為救贖（心理醫生一直都很重要），向大眾坦承可能也是某種更進入深淵的打擊。

　　

　　在這兩部片中，我認為攝影機的存在多少都影響了當事人，甚至可能因為被製作單位選中做拍攝對象，而產生某種自己是特殊的認知。奧崎謙三本來就屬於較為激進的人，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能被紀錄下來，對他想必是種鼓舞，因此面對妹尾先生的無理他可以動粗，更能對生病（他認為是天譴）的山口先生行使暴力，也會為了表示決心撥打119。每個富有戲劇性的畫面，恐怕都帶著點表演的色彩，因為知道影像正投在膠捲上，而更加肆無忌憚去貫徹他所謂追求真相的使命。甚至也會帶著大批人馬直接闖進正在準備開業的商家，因為知道背後的事實可能難堪的說不出口，於是不事先知會便侵入民宅，如此才可以儘可能捉到真實的尾巴。這樣的拍攝手段固然過於強勢，但這也是此片的特別之處，看了些紀錄片，訪問片段大多都有先講好，畫面就已經是受訪者面對鏡頭，整理好思緒再開始談。在《怒》中卻不是如此，被打擾的受訪者面露難色、不願多談往事，奧崎不斷要讓他們吐出真相，整個團隊只好跟著一起耗時間。能夠看到不經過事先安排去說服受訪者的橋段，而特別是要談的內容等於是要他們承認自己道德上的瑕疵，而且也知道攝影機就在拍攝更是難以說出口，觀眾得以一窺這樣的糾結拉扯，即使許多時候還是呈現一種羅生門的狀態，但我認為這樣被紀錄下來的過程是相當特殊且發人省思的。

　　如同我前面所提的羅佩如，如果沒有紀錄者去拍攝，或許她早就走向絕路，又或者是因為一直有人去挖掘他脆弱的心靈，加以現實的窘境，她才有輕生的念頭。而對於奧崎謙三，紀錄者從旁的介入，卻成為他的助力，讓他能凌駕法律之上去咄咄逼人要求事實的真相。紀錄片的拍攝或許真能安慰在戰爭之下的亡魂，或許能救贖失去家人的靈魂，也能讓每個走入戲院的我們去面對生命，但因為攝影機的入侵所造成的改變，又是否正確？儘管很多事情沒有什麼是非對錯之分，不過我認為紀錄片的拍攝就是會產生許多連動，不論影響是什麼，我們都因此在看待一件事情上，增加許多面向去思考。